2007-01-30

巴黎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

假如我第一次去巴黎參觀艾菲爾鐵塔,便要執行這樣的任務,也許將會是非常難忘。無論如何,他們要傳達的信息很簡單,就是要各國領袖立即採取行動,解決氣候變化的危機。

2007-01-28

廣州行隨想(二)

(新聞也要『真人騷』?想不到無線的新聞透視節目,找來了幾位區議員一起進食弄得滿城風雨的油魚,找大家的肚來教非。左圖來源:蘋果日報)

在廣州參與兩天會議,晚上沒有參加市環保局組織的看馬戲活動,畢竟這也沒有什麼好看。相反,留在房間內看電視,反而有意外收獲。


全球氣候變化不單影響北歐和北美,就連我國的東北,原來也受到困擾。原來今屆亞洲冬季運動會即將在長春市舉行。主辦單位擔憂這個少下雪的暖冬令滑雪項目難以進行。他們只好望天打卦,或花錢製造人工雪,此其一。

其次,看到亞視新聞的一條消息,為有港商在深圳違法排污作出澄清,指這只是小部分害群之馬的所作所為,並強調大部分港商都是依法處理污水,所有排放數據都實時送交環保部門審查。明顯,他們的信息是勿一竹篙打一船人。也許在珠三角,實在欠缺了第三部門的協調,而且內地公眾參與的力量還是薄弱,難以推動企業發揮骨牌效應。作為非政府組織,我們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和公眾參與這兩大塊,又可以產生什麼作用?

最後,就是看到香港電台節目『香港創造力』,認識了不少香港人的環保技術發明之餘,也想到如果這些事情全都能產業化,就像天台綠化和小型污水處理裝置,對環保的貢獻俱是不可同日而語。

廣州行隨想(一)

(昨晚沒有節目,留在酒店房間看電視,無意中看到久違了的新聞女主播趙海珠的專訪。左圖來源:蘋果日報)

上周末,我和另外三位駐廣州同事一同參與了一個『信息公開與環境保護的研討會。會議在廣州舉行,原以為會有機會碰到一些關鍵的廣州官員。結果當然是沒有。來的,講者是市黨校的『口水佬』,坐在下面的,是市環科所的工程師,看來只是泛泛之輩。

幸好,我對於內地的『信息公開』還是比較陌生,也許不少地方官員也害怕這個新課題,所以還感到有點得著。兩位教授不約而同講解了現時內地信息公開辦法的概念和原則,也指出辦法中的一些未能完全保障公眾利益的問題。

一言以敝之,『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這個辦法最為人詬病的問題就是在於『例外』,所有國家和商業秘密都屬例外,而如何界定秘密,似乎也不甚了了,目前還是部門說了算。

正當國家環保局的別濤司長正在介紹草擬中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台下很多聲音便要求明確秘密的意義。也許以往的例子實在太多了,即便是有了一個辦法,但規章沒有規定,官員便可說不公開,造成了應公開的信息往往沒有公開,損害了公眾知情權。更有人質疑這些規章不過是做樣子而已。

別濤司長來跟社會團體會面,收集意見,是一種好做法。起碼,信息公開是政務的重要課題,松花江污染事件的教訓,中央部門的官員已深深牢記,但對於還以為可倖免於難的地方官,要刮多少次環保風暴才可以刮醒他們呢?

廣深鐵路的『信息公開』

這個周末去廣州參加一個有關『信息公開』的研討會,正當大家從完善相關法制入手,距離解決實際問題,似乎還有很多工夫需要做。

一個很現實的例子,就是近日廣深鐵路正進行擴建工程,所有列車必須慢行,使行車時間延長了30-80分鐘不等,也延誤了開車時間。可是,有關消息要到火車站才看到有關告示,買票時沒有告訴你,媒體也沒有被告知,使乘客大失預算。我到廣州的時間,本來可以坐公車到賓館,結果晚點一多小時,只好打車。而回到香港一程,同樣也晚了一個多小時,沒法給看守有機農墟的同事一個surprise。

沒有規章,沒有規定要向買票的乘客和媒體發布消息,讓人深深體會做事因循的後果。要他們先知先覺,看來只有靠我們社會團體繼續推動好了。

2007-01-21

三峽好人

終於在北京買了中國第六代導演賈樟柯最新作品《三峽好人》的DVD。正如我先前心中所想,純以劇情和拍攝手法來說,這齣電影實在有點托大之嫌,只因為拿了威尼斯影展的大獎,忽然變成風行國際的片子。

劇情就是以長江三峽工程為背景,內容涉及一些曾經頗為敏感的話題,包括三峽移民資金被盜用,老居民要面對巨大轉變而感到徬徨等,不過,隨著三峽工程完工,和國家領導人對這些社會矛盾鬆口,才得以呈現在我們眼前。

也許正是這個原因,賈樟柯的『勇氣』便為他贏得一個國際獎項。事實上,這正是時勢造英雄的結果。當然他為描述長江三峽工程底下小人物的悲歡離合而所付出的努力是不容置疑的。這些對中國農民的描寫也正是他的長處。不過,不要因為拿了一個獎項而對此片期望過高。

2007-01-15

和田裕美


(圖片來源:都市日報)

今日讀報,看到這位漂亮女孩,第一眼還以為她是蔡卓妍,但細看下,原來她是日中混血兒-和田裕美(WADA Hiromi)。可見我的審美眼光,一樣是偏好日本女孩。

2007-01-14

集體回憶的冷思維

(圖片來源:獨立媒體)

集體回憶和冷思維這兩個詞都是近年流行的用語,前者尤甚。當人們正為集體回憶澆以大義的時候,其實有多少回憶已經被歲月沖淡了,消磨了。我實在數不清楚。

有時坐在巴士,站在街角,會忽發奇想,時空交錯,想起回到十多二十年前的我,那是究竟是一個什麼光景?是什麼成就了今天的我?有什麼陪伴了我一輩子,但今天卻消失得無影無蹤?

用力去想,總是想不出,但總會在某一剎那,呈現在我眼前。

某日在車上看到往『大丸』的小巴... 香港大丸百貨早已結業多時,而且該段路面早已不讓車上落客貨,但是『大丸』小巴卻十年如一日仍然行走於華富/西環與銅鑼灣之間。

大丸百貨,可說是代表了銅鑼灣被譽為小東京的地位。儘管日資百貨已全部撤離銅鑼灣(崇光百貨現時由商人劉鑾雄持有),但這些點點滴滴的痕跡,卻讓人想起舊日的光景。

留下的記憶實在太多了:在華富村的日子,大大公司是一個奢侈但又帶來快樂的地方、華富酒家和華富國貨的人聲鼎沸,都曾經顯出這個公共屋村的繁盛。在灣仔,從船街到合和中心,雖然都不是我的至愛,但留下的足跡卻依稀記得,對比今天的變化,心裡有點戚戚。

當我們靜下來把這些集體回憶沉澱、結晶,相信是罄竹難書,不一定是天星,不一定是皇后碼頭和灣仔舊建築,即使是一個平平無奇的社區,何必拘泥於專家對它的鑑定,而自貶身價?

利工民式微

(圖片來源:帶銀公主@遊樂場)

曾幾何時,利工民是香港家傳戶曉的品牌,每逢踏入十二月的秋冬季節,尤其是冬至和春節,一定可以看到三十年如一日的利工民廣告,兩位廣告人物也許沒有想過今日『天蠶衣』已取代了利工民,也可能更沒有想過利工民在香港越來越無用之地。

香港氣候暖化,我們穿羊毛衣的日子越來越少了。難怪香港的大衣、羊毛衣的市場,已經轉攻出埠旅遊的市民。在香港仔的商場,無意中在一家運動服的玻璃窗看到他們與某大旅行社合作,向參加滑雪團的團友以優惠價推銷大衣。對於製衣商人來說,只好面對這種適者生存的格局。

不過,今年部分歐洲國家和美國東岸連雪也還未下,賣大衣的生意,看來前途暗淡。

2007-01-07

環保與發展中的天平與尺蠖

想跟大家推薦這篇文章,讓大家反思一下環保人士在發展大辯論所處的位置,和所有利益相關者可以怎樣推進這個辯論,而不是一味打倒對方論點。


後記:這篇文章一出,立即引來環保人士汪永晨的注意。有別於情緒化的反應,她就文章部分論點作出回應。我覺得只要清楚闡明立論基礎,和建基於紮實研究,對整個辯論都有幫助。儘管我對文章的論點不盡贊同,但是它引發出來的問題,卻很值得所有同業和利益相關者深入思考和探討。以下引述文章部分內容和汪永晨的回應:

怒江事件中有個聞名的口號:“保住最後一條沒被水壩截斷的大河”。且不論極端的“反壩主義”對不對,即便從“反壩主義”的立場出發,也很難說讓一條河流保持“無壩”而把水壩轉移到其他河流上是很有意義的事。反壩主義所拒斥的,應該是對環境和人文損害嚴重的那些大壩工程,如果不是極端到要求不分青紅皂白一律禁壩,甚至拆除已有的大壩,那麼它的合理訴求應該是把儘量少的大壩建立在環境、人文代價儘量小的地方,而不是阻止在這種地方建壩,同時卻把壩移建於代價更高的地方。

中國的媒體和民間環保組織從2003年開始關注的江河有岷江、大渡河(木格措)、金沙江、瀾滄江(漫灣)、黃河、漢江、渭河。提出有序開發,而不是反對建壩。

怒江是世界罕見的少人居、少農耕、少經濟活動的大河。從唐古喇山的源頭直到緬甸境內的入海口,除了河源以下的一段寒冷高原、河口附近幾十公里的沖積平原外,怒江幾乎全程是深邃的峽谷河道,兩岸高山夾峙,不要說沒有河谷平原,連稍大的壩子和階地也稀少。大部分岸段不要說大片農田,連蓋房子的宅基都難找,多數居民點不是在支流山谷,就是在幹流兩側的高山間。

怒江的這些奇特之處歸結到一點,就是它好像是上帝創造來專門用於發電的河流,發電條件奇好,而除了發電似乎就沒有別的“用處”:它的優良壩址多,淹沒損失小,移民少,單位千瓦投資省,保證出力率高,調節性能好,又沒有礙航問題。而除了水電,怒江既不能行船又無田可灌溉,沒有用水工業,“調水”又極困難,經濟上基本無所作為。

在怒江是否能建壩這個問題上,中國的環保組織除了考慮到怒江的開發價值以外,也提出那裏是世界自然遺產,能被評為世界自然遺產,說明那裏地質景觀、生物多樣性和傳統文化的多樣,同樣為世界獨特,所以才被評為世界遺產地加以保護。同時,那裏也是地質脆弱地區,如果建壩就要考慮到人類與動植物的生命安全目前,到目前為止,一個這樣的地質監測點還沒有建立。

這些年來,相對於其他眾多敏感問題而言,在環保問題上的言路是比較開放的。國外關於大壩的負面評價被大量介紹到國內,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治水問題上反壩主義代表著時代“主流”。而反壩主義的對立面則爭辯說它只是“支流”。

中國的媒體上之所以看不到更多的有關科學家和環境工作者包括記者和民間環保人士對上述觀點的闡述,不是沒寫,和沒有發表,而是在很多媒體上發表這樣的觀點受到了某些限制,而開發水電的文章卻可見諸各大報端。

三門峽庫區移民問題更是令人不堪回首。當年一道命令,幾十萬農民離鄉背井,在幾乎無補償的情況下從肥沃富庶的關中平原被遷到甘肅、寧夏等西北不毛之地,又恰逢三年“人禍”大饑荒,當時就餓死不少。如今以當年三門峽工地民工集體中毒事件為題材、按那時“壞事變好事”的邏輯創作的《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仍然不時被宣傳,但為三門峽而死的成千上萬“階級兄弟”還有誰記得?大饑荒過後多數庫區移民仍長期無法安居。而這時三門峽“水害”已顯,水庫不能蓄水,大片原計劃的“庫區”都空著。但當時的一些領導不知基於什麼考慮,寧可在這片“金城天府”的良田沃土上新建一批國營農場,也不許移民回遷。從此引起持續幾十年的“回遷鬥爭”。未回遷者不經允許“私自回遷”的農民更不斷與佔有故土的農場等“單位”發生衝突。筆者幾十年後在大荔、華陰一帶調查時仍不時見聞此種場景,每次政治運動都會揭開這個傷疤,造成整整一代人的悲劇。

我國的反壩人士或許是由於缺乏活動空間,因而往往是“逮著機會就反”,而不是挑環境代價最大的反。並且其重點往往是從綠色意識形態出發,而不是從當地村民和庫區移民的權益出發。

人們聽到反壩派要求“為人類”維持怒江現狀,支壩派要求“為國家”開發水電資源,卻很少聽到與怒江共命運、直接承擔利害的當地住民的聲音。他們有義務為“環保”而坐困窮山嗎?他們有義務為“發展”而無條件離鄉背井嗎?反壩、支壩的雙方都說對方的主張對山民不利,那麼山民自己怎麼看?他們委託雙方中的哪一方決定自己的命運了嗎?

從怒江建壩之爭一開始,建壩是否能幫助當地人擺脫貧困就是爭論的交點之一。有人在接受採訪時甚至說,手上有資料,70%的當地人願意建壩。2006年2月我和另一位環保人士在怒江採訪了100個如在怒江建壩家園會受到影響的沿江百姓。得到的回答經過專家分析後得出的數字是:

移民對政府非常信任的佔13.3%,較為信任的為19.1%。除上述比例之外,其他約2/3的人回答為“一般”、“懷疑”和“十分緊張”。其中約1/5的人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

與現實的許可程度相比,86.1%的採訪物件期望值偏高或大大高出。從心理上的高期望值再回到現實中的物質條件上分析,認為他們的未來存在著因為失去土地而產生生存危機的,在有效回答的83人中,顯露出的比例為56.6%。

對於當前的補償標準,有效回答者中66.0%的移民表示較不滿意或很不滿意。滿意與較滿意的移民僅佔12.0%。其中“政府強迫,不得不搬”的回答,佔總數的59.6%。除此之外,另外兩類人搬遷的原因是:“這是國家的利益,還是得搬”,佔9.6%;“大家都要搬,自己也得搬”,佔5.3%。

在移民心目中,電站建設將使移民受益還是受害?肯定受害:41.3%;可能受害:33.2%;說不清:19.1%;可能受益+肯定受益:6.4%。

2006年11月28日,由綠家園發起的“江河十年行”在怒江六庫小沙壩村採訪時得知,因怒江六庫修水電要淹掉江邊農民的住家,村民的水田上蓋起了農民新村。每畝地賠償5.5萬元人民幣,其中村裏和隊裏還要扣除部分。村民何學文家七口人,得到的田地一次性賠償本應為6萬8千元,扣完了最後拿到手的是6萬零2百。

關於新居,除了舊房折價外,每人還有一萬元補償。可村民們擔心,舊房折價加上每人一萬元錢,仍不夠買那新房子的。

新房子有三種:一是價格在五萬元左右的平房;二是價格在八萬元左右的兩層樓房;三是價格在十二萬元左右的兩層樓房。價格為十二萬元左右的最高檔的戶型,底層是兩間鋪面房和一廚一衛,二樓是兩間臥室。

在小沙壩農民新村的工地上一位元工人對記者說:“這房子給城裏人住,跟別墅似的,農民沒法住。一樓是鋪面,可這有什麼生意可做?總不能自賣自買吧”。

新居沒有老家裏那樣的院子。為此,怒江六庫小沙壩村的村民正為如果搬家,牛、豬、雞到哪兒去養而焦急,沒有了水田,不能養家畜,日子怎麼過。

在此,僅為《經濟觀察報》撰寫“環保與發展中的天平與尺蠖”一文的作者提供這樣一些資訊。

2007-01-01

地上的人何只要藍天

(圖片來源:蘇菲愛美麗)

近日天朗氣清,風勢清勁,最適宜跑到郊外舒展筋骨。從地上望上天,萬里無雲,山上一片翠綠,面對這樣的景致,夫復何求。

但是,當你跑到山上遠眺維多利亞港兩岸的景致,卻無法釋然。你總會發現一層薄霧罩著地上的建築,是什麼原因呢?其實,無論風有多大,污染物始終積聚。

忽然想起香港政府發起『藍天行動』,要求市民盡好自己本份,可是如果只是追求地上人能一瞥藍天,那未免是過於膚淺。當你有機會跑到山上,你才可體會到真正的藍天是怎樣的,住在山頂的特首,為什麼不明白這個道理?